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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忠实的“大”
安黎  
2019/5/10 8:20:15 浏览次数:116


  第一次见陈忠实先生时,他在台上,我在台下,其时,我还在上大学,学校邀请了省内一批作家、评论家来讲课,陈忠实就是其中的一位。那时,陈先生的短篇小说《信任》刚刚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,聚光灯下的他,脚穿布鞋、身着布衣制服,头发偏分,操持着一口浓重的关中话,其装扮与举止,很像一位土色土质的乡镇干部。讲起课来,他侃侃而谈、诙谐幽默,惹得大家不时捧腹大笑。在长达3个小时的讲课里,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情节:一是他引用契诃夫的话,“大狗叫,小狗也叫”,为自己寻找写作的依据与理由;二是他讲起自己对柳青的热爱、对杜鹏程的崇敬,满是感情。

 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,我与陈忠实先生相识了;但哪年哪月认识、在哪个场合认识,我回忆了再回忆,却遗忘得一干二净。记得那次参加省作协代表大会,我不愿去,赖在办公室的床上、斜倚在被褥上,死活不肯下床,单位的好几个领导都围着我规劝,却无济于事。一位领导把我扔在远处的鞋弯腰拎起来,放到床前;而贾平凹先生呢,则拽着我的胳膊,逼迫我下床。贾先生一边催促我“快穿鞋、快穿鞋,穿上一起去”,一边询问我不肯参会的原因。我说我与谁都不认识,去了会尴尬。贾先生说:“人和人原来都不认识,不走动怎能认识?你来西安才一年时间,你不认识人家、人家不认识你,很正常。但不出五年,你不想和那些人认识,都由不了你自己。”20年后回想起贾先生的话,觉得他那么言之有理。我落脚西安3年之后,陕西文学界有名有姓的人物,我和他们基本上都已相识;不相识者当然也有,但已屈指可数。

  与陈忠实先生有记忆的交往大概是1995年前后。某一天,受团市委之邀,陈先生与我共同参加了一个活动。中午就餐时,我们同坐一桌,围桌而坐的,除了四五位作家,其余的,全是各个媒体的记者。席间,陈先生的几句话,令我颇为窘迫与汗颜。陈先生说:“西安市写作的人很多,但写得好的没几个。后起的作家里,真正有实力的就安黎一个,其他的都不怎么样。安黎的散文写得非常漂亮……”我连连摆手,示意他赶快停歇,不敢再说下去了。我之所以胆寒心怯,是因为在场的几位全是西安市有名有姓的后起作家,其中,还不乏我的同事,陈先生的话,很容易引起误解,甚至引起同事之间的矛盾。陈先生话语未落,我已感到了气氛的凝滞,但陈先生不管那些,他并未觉察到自己言语上有些许的不妥。

  接下来,我故乡的文化馆拟举办一个文学讲座,邀请陈先生与我一同前往授课。我们被车接去,下榻于故乡的一家酒店,两个人同住一室。令我现在想起来颇感羞愧的是,在我的家乡,我并没有倾力照顾陈先生,记忆里,只陪他游玩了照金,然后就忙碌自己的私事去了,陪儿子、会朋友、为亲戚的工作找熟人,如此等等,不亦乐乎,晚上我也没有去酒店睡觉,而是和一帮子朋友在我家里——那时,我在县城里还有房子——热火朝天地闲扯。第二天早上,我去讲课,陈先生在酒店休息;下午他去讲课,我也没有前去旁听。讲课一完毕,车随即就将他送回了西安,而我因还有别的事,则留守于故乡。我粗枝大叶,竟然忘了前去与他辞别。

  后来的若干年里,我和陈先生的交往并不频繁,只是偶尔通一个电话,或是有人要买他的书法作品,我从中搭个桥、牵个线。买他的字,有我搭话,他非常给面子,总能大幅度地予以价格上的优惠。

  前几年,我妹夫托我买两幅陈先生的字,他问我一幅字多少钱可以买到?其时,陈先生的字,市场售价四五千元。我告诉我妹夫,让他准备4000元即可——别人4000元买一幅,我自信陈先生会给我面子,2000元即可拿到。我打电话给陈先生,说了此事。陈先生问是不是我的亲妹妹?我说是的。陈先生很干脆地说那就不要钱。我苦苦相劝,让他一定收了这笔钱,不然,我心里会有所不安。陈先生打断我的话,说:“不要再说了,不要就不要,自己的妹子,还要什么钱?”放下电话,我沉思良久,才给我妹夫打去电话。我告诉我妹夫,让他晚上去省作协二楼某个办公室见陈先生并取字,去时,购买一盒千元左右的上等茶叶。陈先生抽烟非常专一,只抽三五块钱一包的巴山雪茄——购买雪茄,太便宜了,不合适。大约晚上八点半左右,我妹夫向我打来电话,诉说自己的无奈:陈先生坚决不收他的茶叶,且动用“武力”,把他强行推出了门外。我问字拿到了吗?我妹夫说拿到了,两幅字。我妹夫站在陈先生的门外不知所措,才打电话给我,让劝劝陈先生收了茶叶。我打电话给陈先生,他冲着我就是一顿抱怨:“我不是说了吗?让娃们不要花钱不要花钱,你让他买茶叶弄啥哩吗?你咋这么犟的嘛!娃们挣钱也不容易,你让他花那钱为了个啥?我已经给娃说了,让他把茶叶送给你,就权当是我送的,行不行?”我支吾了半天,知道再劝依然无效,于是只好让我妹夫先将茶叶拎回家去。

  后来,我曾三次从陈先生那里拿走他的字,但每一次,钱都递不到他的手里。在电话的交谈中,我总是千方百计地劝说并告诉他,他若不收钱,会造成我的心理不平衡。他斩钉截铁地回敬我:“你心理平衡了,我心理却不平衡,我不能让你破坏我的规矩!”有一回,我的相劝让他颇为不耐烦,他竟爆起了粗口:“不要说了!不就写两幅字嘛?那是个球事!”

  当然,他通过我的手也收过几笔字钱,但一定得弄清楚购买者是哪类人:购买者若是大老板或单位,他也适当地收取一些润笔费,但每一次收钱,他总是把价格降到了最低。

  西安仲裁委要举办一次作家采风活动,委托我邀请10位作家。拟定了一个名单,经领导同意后,我就一个一个地电话联络。给陈先生打去电话,他同意了;但在活动的前一天,我再打电话确认,他却说因身体原因来不了了。这一变故,让我陷入了慌乱,无法向仲裁委的领导交差。放下电话,我急急赶往省作协。上到二楼,见陈先生办公室的门敞开着,门里门外站着好几个人。这些人里,为首的是我的熟人,在团省委上班。熟人与我打了招呼,我就立在一旁,等待着他们与陈先生之间的事情完结。这些人来,是给陈先生送邀请函的,但那份邀请函,却无论如何都递不到陈先生的手里。陈先生摆着手,颇不耐烦地说:“去不了、去不了,原因不解释。”说着,他拎起那些人放在沙发上的茶叶礼品盒之类,一股脑儿地将它们搁置在门外的过道里,然后将那些人使劲往门外推。就在这时,他忽然发现了我,态度立刻缓和了一些,说:“啊,是安黎,你来了?你进来!进来坐!其他人都走吧!都走吧!”我坐在沙发上,正要开口哀求他,不料他却抢先一步对我说:“我明天去,明天去。”接着,苦笑着感叹:“你都跑来了,我还能怎么办啊?”我笑了,一颗悬着的心缓缓落地。陈先生向我解释,说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,前几天才咨询了一位医学专家,专家谆谆忠告他:在家休养,别再参加各种活动了!听从医生的建议,从现在开始,他打算谢绝一切邀请。

  第二天早晨车去接他,在路上,我建议他只在会场坐半个小时,以避免疲劳过度。但整整一个早上,他都坚守在会场,直至会议结束,照完合影,他才离去。在中午的餐桌上,好几位作家为能请来陈先生而大发感慨,戏称我能量大。他们之所以这样调侃我,在于在座的人都深谙陈先生的身体状况,并不同程度地遭遇过陈先生的拒绝。

  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《时间的面孔》写出后,经朋友陈平之手,将它转交至作家出版社。据说,作家出版社讨论了三次——弃之可惜,不弃又要冒一定的经济风险——才咬牙决定予以出版。出版此书,出版社需要考虑它的市场效益,于是编辑建议我,请贾平凹先生题个书名、请陈忠实先生写一段推荐语。说实话,对此类要求,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就范。请名人为自己站台,既说明自己还不够强壮,又容易落下包装炒作的把柄。沉思良久,犹豫再三,为了不使书的出版节外生枝,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分别给他们打去了电话。出乎我的意料,他们都一口答应了我。贾先生此时在重庆,他让我三天后与他联系;陈先生让我先把手稿给他送去,他先要读一读稿子。10多天后,作协办公室副主任杨毅兄给我打电话,说陈先生给我写的推荐语他已拿到作协,让我去取。展读那份推荐语,一片真挚,如同火焰一般在纸上燃烧,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炽热与温暖。陈先生对我的高调褒扬,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想。

  去年冬天,山东《大众日报》的记者、作家逄春阶先生来西安采访,想见一见陈先生,托我从中牵线联系。逄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,他的愿望,我岂能置若罔闻?我打电话给陈先生,陈先生尽管杂事缠身、疲累不堪,但他还是答应了我。于是某个晚上,陈先生预订了美术学院一旁餐厅的包间,我们在那里会合。席间,逄先生对陈先生进行了现场提问,完了之后,我们合影留念。

  自此至今,我再没有和陈先生见过面,但电话联络却不曾中断,几年时间,我两次打扰他、麻烦他,他都不辞辛苦地满足了我。

  在文学界混日子,难免要与许多响当当的知名作家相遇,一个作家一种姿态、一种性情、一种情调,并不整齐划一,彼此差异很大。让我佩服的作家很多——佩服许多作家的妙笔生花、佩服许多作家“功夫在诗外”的运作能力——但从内心深处敬佩的作家却甚为稀少。而陈先生,以自己质朴、真诚的人格,以自己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的大气,以自己基督般对待世人的方式,彻底将我打倒、彻底将我征服。我并非一个看见别人哭泣自己就跟着抹泪的人,但陈先生,却屡屡让我感动与感怀。

  平时,我称呼陈先生为陈老师,但此刻,我更愿意称他为先生。“先生”是一个敬辞,它蕴含有强调的意思,并不在于人出生的早晚。先生之先,在于这位被尊为先生的人,在各方面都走在了大众之前。陈先生的修为,一般人难以比肩,他自然被我视为追随的楷模、视为效仿的标杆。从他的身上,我读懂了人与作品的关系:人格大,作品才大;没有大人格,作品即使再锦绣一团,终究都会宛若昙花萎谢。

  如果说《白鹿原》是这个时代一部具有标本意义的作品,那么,陈忠实先生一定会成为历史的长河岸边一尊化石般屹立的人物。这尊化石,因朴素而生辉、因博大而恒远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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